司马迁论侠
武林纵观，侠和盗以及暴徒、流氓常被混为一谈。然而，这三者是有本质区别的。我国汉代伟大史学家司马迁，深悲世俗之人不加考察，而笼统地对侠讥笑，因而秉太史公笔精辟分析论断。
我国周代末年侠客便盛行，一直至奏、汉没有衰竭。在先秦诸子百家中，儒家重仁义，墨家主兼爱，还是比较接近侠的作风的；但是儒家和墨家的典籍却都排斥、摒弃，不把侠的事迹记载下来，使出身平民的侠，被埋没而不传于世。儒、墨尚且轻视侠，其他各家就可以想见了。我国历史上，第一个给予侠以应得地位，并对他们肯定赞扬的，就是司马迁。在他的光辉史学著作《史记》中，有《游侠列传》。按司马氏《史记》体例，帝王入“本纪”，目诸侯王入“世家”，名人将相入“列传”；而“侠”居然在“列传”之类，可见对其评价之高。
“侠以武犯禁”。“犯”当然还不是叛，不过闹点小乱于而已，但仍足见侠在当时是和封建统治阶级有一定程度矛盾的。因此，周、秦及汉的封建士大夫对侠多采取讥议和否定的态度。唯独司马迁力排众议，却给侠以极高的评价和极大的同情，认为他们有很值得称赞的地方。他把侠同朝廷对立起来，以触犯封建统治政权的法律为可肯定的事，在当时确是有进步意义的卓越见解。司马迁更指出：在“乱世之末流”（乱世最糟糕的时期），百姓受到的迫害，真是“何可胜道哉”，说也说不尽；而侠能冒死犯难，仗义执行，济世扶危，对当世做出了贡献、那些“独行君子之德，义不苟合当世”（仅自已保守操行，不与世俗同流合污）的人，与侠相比，绝对不可同日而语。
司马迁认为，崛起民间的侠客（所谓“乡曲之侠”、“布衣之侠”、“闾巷之侠” 和“匹夫之侠”，是平民百姓中产生的贤人、豪杰，是异常突出的人材。他们既没有权势和财产，更谈不上有尊贵的地位，然仍能使人“莫不延颈愿交”，名满天下。这种真正的侠的名誉不是凭空建立起来的，一般人士也不是无缘无故就结交依附他们的。出身平民阶层的侠客，带有百姓的纯朴气质，能自觉修养品行，锻炼操守，首先洁身自好。他们任侠好义也不一定有所贪图，不象贵族公子之流，任侠好义的目的在沽名钓誉和谋求巩固自身的政治地位。他们目睹耳闻世间之不平，往往激于义愤扶助他人。任侠义出于本心，施恩德却不望补报。他们从不自夸其能，并以别人张扬他们的好处为羞。他们“言必信，行必果、既已答应帮忙别人，一诺千金，就一定忠诚老实地践约，甚至不惜牺牲自已生命去为旁人的急难奔走。这种解难救危的精神，体现了高尚的武德，司马迁认为“有足称者”。
司马迁肯定并赞扬民间侠客，他的思想观点，具有民主性和人民性的一面，于今亦可作为我们在认识上的借鉴。